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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翠容的真实笔记

无知是最大的敌人

 
 
 

日志

 
 
关于我

香港资深新闻工作者,八十年代在英国完成高中及大学教育,返港后进入香港中文大学进修社会学硕士,一九八六年毕业。一九八九年移居加拿大,九一年赴纽约游学,采访当地社区和中美关系新闻。再度回到香港后,正式加入香港新闻行业,负责采访政治新闻。其后分别为英国BBC World Service等多家国际新闻机构报导亚洲地区及国际性事务。曾采访多名国家领袖,包括阿拉法特、达赖、撒切尔夫人等等。是华人社会中为数不多的战地女记者,也是香港著名的国际观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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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走东欧剧变之路2:柏林墙推倒廿周年现场笔记   

2009-11-17 09:46:0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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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二十年后重访柏林,推倒柏林围墙改写了德国和欧洲的历史,为原东德人民带来大量机会,但来自东边的知识分子当年摇旗呐喊,现在却自嘲为迷失一代。融合仍是漫长的过程,二十年并不算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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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从波兰首都华沙徐徐开往德国柏林,火车上有不少乘客是来柏林见证柏林围墙倒下二十周年的庆典,这是欧洲一个重要的纪念活动。二十年前的十一月九日,不仅德国历史被改写,欧洲也进入一个新纪元,迈向整合之路。

大家一窝蜂拥到柏林,好像一切变天从柏林开始。有波兰人感到不是味儿,他们不时提醒我,首先带来东欧(正确说应是中欧)变天的国家是波兰,波兰团结工会功不可没。

一出柏林火车站,火车站大堂挂了一幅巨型醒目海报,海报上写着Solidarnosc (团结工会),一位波兰工人卷起衣袖往前走。听闻德国政府为了安抚波兰人的情绪,或是真的想热情的公众不要忘记波兰,这乃是波兰为东欧变天踏出第一步,为柏林围墙瓦解带来契机。

我的心情有点紧张,毕竟是二十年了。一九九零年春天我曾来这里采访,因此结识了一些前东德的朋友,二十年后寻访他们,同时也寻访历史,以及二十年来的变迁,五分之一世纪的人生与国家、甚至一个地区的轨迹。

卡斯塔(Carsta Wustlich)为前东德异见人士,我在九零年认识她,乃由于我要采访她前任丈夫乌斯尼兹,他是东德反对派「新论坛」的代表人物,紧接着波兰在八九年六月四日举行第一次民主自由的大选后,「新论坛」开始发难,他们发动签名运动,要求改革,各界人士纷纷响应,波澜壮阔。

当柏林围墙倒下之际,乌斯尼兹充满信心,准备在新时代大展拳脚。无奈二十年后重访,他已随着「新论坛」一起销声匿迹,并早与卡斯塔离婚,他们离婚的日子竟然就在德国统一之时。

原来,柏林围墙的倒下同时也推倒了不少东边的婚姻。据统计,九零年后前东德地区的离婚率大增,与大量往西边迁移的人口比率立时成为突出的现象。柏林自由大学社会学教授芭芭拉(Barbara Ritdmuller)指出,由于他们认为一个时代的变迁会带来新机会,他们对前景抱有太多不切实际的憧憬。

在变迁过程中,总会有失败者,卡斯塔二十七岁的小儿子马田因无法适应而患上忧郁症,近年越来越深居简出,害怕与人交往,整天与电脑这一新玩意儿为伍,变成「隐蔽青年」。

在柏林的东边,有多少「隐蔽青年」?卡斯塔站在家中的大厅往窗外望,叹了一口气,不欲再谈儿子之事。当被问到二十年的转变,她耸耸肩,然后点头表示﹕「毕竟柏林围墙的倒下为他们带来自由,总体来说是好事啊!」

二十年来,她搬了一次家,其实她是从原来一个大单位搬到同一层楼的另一个较小的单位,一样的坐向,面对柏林围墙的遗址。她笑说,拆下围墙,才知道有一条美丽的运河,一直在她房子对面流淌着。她向下一指,告诉我,以前楼下的街道,由于是围墙边界,经常有军警巡逻,有又黑又瘦的军犬在叫吠,阴森极了。如今政府在该地区大兴土木。讽刺的是,国家安全部大楼将坐落于卡斯塔房子旁边,她取笑说,以前给前东德情报机关Stasi监视,现在一样逃避不了国家老大哥的眼睛。

十一月九日二十周年庆典举行过后当晚,德国电视台播放知名电影《窃听风暴》,讲及前东德Stasi情报人员如何监控异见人士。前东德阴暗一面在这二十年间不停透过媒体呈现在新德国人民眼前。

据统计,东德时代有大量民众受政府指派为Stasi提供情报,东德遂成为整个东欧阵营中情报人员最多的国家。

在政治上,德国统一了,但在人心上怎样进行融合,却是一个复杂的工程,而最大的障碍就是信任问题。来自柏林西边的历史学家诺拉(Nora Duhme)博士对我说,统一初期,东与西两边的确存在一种不信任的鸿沟,即使政府也不大愿意委任东边的人加入政府机构。当然,现在的总理默克尔夫人也是来自前东德了。

不过,这并非一定表示西边的人已完全接受东边的人,特别对东边的政治人物而言,他们的过去经常成为焦点。

举个例子,在东德时代经常为异见分子打官司的人权律师沃尔夫冈(Wolfgang Schnur),柏林围墙倒下后,他即成立一个名为「民主觉醒」(Democratic Awakening)的政治组织,并高调表示渴望为新德国的自由民主而献身,怎知在他意志高昂之际,却给人调查发现,原来他竟然曾为Stasi任秘密情报提供者,结果他黯然隐退。

当有人提出宽恕与和解,但亦有人认为必须正视和清理过去,二十年来的柏林便是这样处于拔河的状态。就好像纳粹的历史,十一月九日自由庆典当天,大批反纳粹人士发动大游行,毋忘恐怖统治、以及当中的刽子手和同谋者。

在柏林,有一个叫「左派党」(Die Linke)的政党,人们相信这主要由前东德共党成员所组成,零七年建党之初便受到德国国家安全机关严密监视,该党领导人之一盖勒格(Gregger Gysi),其父曾为前东德文化部部长。

我走访这个政党,其国际政策部门主管奥利弗(Oliver Schroder)接见,他才三十岁出头,他向我强调他来自西边,指外界对「左派党」有错误印象,而他们最不高兴的,就是传媒经常大肆描绘该党来自东边的成员只懂一味缅怀前东德时代,大有要求走回头路之势。 「我们的成员没有这种态度,而我们所主张的乃是社会民主主义,并否定前东德的独裁、专政。但我们应要追求怎样的民主?如果没有社会公义,又如何谈民主自由? 」

他确实点出了问题的所在。尽管在二十周年,德国政府向外界描绘出美丽愿景,但统一后的二十年来,社会贫富差距越益严重,而柏林东边更成为重灾区,这令到来自东边的知识分子感到迷惘,当年他们摇旗呐喊,要推翻专制统治,可是却未完全准备要拥抱西边的资本主义,现在他们自嘲是边缘一族、迷失一代。

当年的「新论坛」成员以及其后改组为「联盟九零」(Alliance 90),都因未能百分百认同西边放任的市场经济,结果与「绿党」合并,要求民主自由,也要求社会公义。这是前东德反对派的写照,他们在统一的德国继续担任反对角色。

事实上,不仅东边的人,西边的人也开始关注公平的问题。我在柏林坐电车往东边去,从繁华的市中心亚历山大广场(Alexanderplatz)一直到东边的尽头,越东越破落,越荒凉。有不少空置的工地,俨如废物场。自柏林围墙塌毁后,东边的工业亦随着萎缩,缺乏竞争力,前国营企业逐一关门,即使给私有化的,也搬到西边去,又或给西边企业吞并。统一后东边更有接近二百万人口迁走,出生率亦大大下降。今年德国卷入金融海啸,东边人口急速萎缩,到处是荒凉之景。东柏林的双位数失业率是全德国之冠,而工资也低于西边百分之二十五。

东西德融合仍需时间

我在九零年认识安格·劳尔(Anke Rohl)一家,她当时才七岁,现在二十七岁,她为了一份兼职工作,搬到较近市中心的地区去,而她父母则提早告老归田,回家乡过着较柏林便宜的生活。

她入不敷支,靠支取政府的补助金过日子。十一月九日前两天,她坐友人便车跑到波兰边境去游玩。她对二十周年庆典感情复杂,她成长在东边Honow地区,如今成长之地面目全非,邻居也经常不同,她对该地区已失去归属感,并迷失于时间与记忆里。

想不到年轻的安格,竟与年长的一代同样有失落的感觉,虽然她不否认统一为东边的人带来大量机会,但融合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二十年的时间并不算长。

(本文版权归张翠容本人所有,非商业性转载请注明来源于张翠容博客链接,禁止商业性质的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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